关于站长的性行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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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女女生子的可行性

以下假设相关研究都没有造假或者其它猫腻

技术回顾

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因为genomic imprinting的存在,无法像其它某些纲的脊椎动物(比如这种蜥蜴,全员雌性,雌性和雌性之间通过互相假交配刺激排卵,画面太美)一样进行孤雌生殖。简单地说,因为imprinting,有些基因只在父亲来源的基因组中表达(第一类),有些基因只在母亲来源的基因组中表达(第二类),如果一个双倍体基因组都是父源的,那么第一类基因的表达就会过量而第二类基因的表达就会缺失,如果一个双倍体基因组都是母源的,那么第一类基因的表达就会缺失而第二类基因的表达就会过量。这两种情况都是致命的,只有第一类基因和第二类基因的表达量(剂量)都合适的时候,双倍体个体才有正常的表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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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inting与基因表达剂量。图片来源:Cold Spring Harb Perspect Biol 2011;3:a002592

那么显然地,如果要实现女女生子,就得想办法让前面说的第一类基因和第二类基因在基因组全是雌性来源的动物中表达量正常,即得到一份雌性来源但imprinting状况和精子基因组相仿的单倍体基因组。

怎样得到imprinting状况类似精子基因组的、雌性来源的单倍体基因组呢?通过reprogramming来改变epigenetic修饰比较麻烦,于是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弄一份没有imprints(完整时既表达本来限定母源表达的基因,又表达本来限定父源表达的基因)、但删掉仅在限定母源表达的基因的单倍体基因组。

怎样得到没有imprints的单倍体基因组?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利用了哺乳动物imprinting周期。哺乳动物的生殖细胞发育早期(还是胎儿时),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imprints会被擦除。这是因为减数分裂中,分到配子中的染色体的来源是混合的,有的是父源的,有的是母源的,只有先擦除再重建,才能让配子的imprinting状态和动物的性别继续保持一致。雌性幼体的停滞在第一次减数分裂双线期的未发育卵母细胞,就是已经擦除掉旧imprints、尚未没有建立新imprints的生殖细胞,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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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imprinting周期。图片来源:Cold Spring Harb Perspect Biol 2011;3:a002592

第二种办法,是利用实验手段让本来已经完成imprinting的基因组去掉imprints。做干细胞研究的人发现,实验室里养的干细胞的imprinting状态是不太稳定的,养着养着可能imprints就不见了。这类现象,对想做器官再生的人是很讨厌的,是一种安全隐患,但却刚好可以用来获取没有imprints的基因组。之前有人已经做了遗传材料都是雌性来源的单倍体的干细胞(parthenogenetic haploid ESC, phaESC),这种干细胞养一养就会脱去母源imprints,开始表达原来只在父源基因组里表达的那些基因。

光得到没有imprints的单倍体基因组还不够,因为实现女女生子还需要在这样的基因组里删除掉那些仅在母源基因组里表达的基因。否则,直接把这样的单倍体基因组和普通的雌性来源单倍体基因组结合,得到的结果是仅在父源基因组里表达的那类基因表达量正常,但仅在母源基因组里表达的那类基因表达量过量(正常+过量的组合)。比直接什么都不做就直接结合两个雌性来源单倍体基因组(缺失+过量的组合)强一点,但是仍然不足以得到健康的后代。

删除又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做缺失仅在母源基因组里表达的基因的敲除动物,然后从这种动物身上获取没有imprinting的单倍体基因组。另一种就是在体外培养的细胞系里通过基因编辑做敲除。

利用前面说的思路,现有的成功的雌性X雌性生子的实验,比较知名的,一个是日本人搞的Kaguya(思路是取删掉13kb H19的小雌鼠的未成熟卵细胞和野生型雌鼠的卵细胞融合)系列研究,一个是中科院动物所的人搞的一系列(如这个这个)使用基因编辑过(删除几个母源表达only的基因如H19,Rasgrf1)的脱imprints的phaESC充当“精子”的研究。均能以较低的成功率(按生出来的足月的表型接近野生型的小鼠的数量和植入胚胎数量的比看)产生可以自然交配生育、看上去表型基本正常的雌性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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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guya原理。图片来源:https://www.sfgate.com/news/article/Look-Moms-no-dad-Mice-born-in-Japan-from-278999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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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倍体干细胞实现雌性X雌性生子(左边)。图片来源:http://dx.doi.org/10.1016/j.stem.2018.09.004

伦理问题

很明显,按上述思路,目前人类女女生子直接产生(不说性别比控制之类的间接产生的问题)的伦理问题比普通的基因编辑婴儿大,失败率问题,“失败品”处置问题,安全性问题,人体小白鼠问题,这种就不说了,一般的基因编辑会有的伦理问题,女女生子都有,因为基因编辑是实验的一个必须步骤。

Kaguya的思路,因为用到删除了某些基因片段的雌性动物的未成熟卵细胞,明显在人类身上不可用,因为这需要先制造出一个存活成问题的女胎/女婴来取卵。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在体外用干细胞培养卵巢然后取未成熟卵,但目前没有见到有人这么做。

用phaESC的思路,虽然不需要先做基因删除女婴,但是即使成功,由于充当“精子”的那部分基因组是做了删除的,存活个体的一半染色体是缺失限定母源表达的那部分基因的。这意味着,用这种方法产生的女性日后如果自然生育,当受精的卵子包含的是被编辑过的染色体时,由于缺失限定母源表达的基因,后代是无法存活或者有严重缺陷的,类似于Prader-Willi综合征祖母遗传给孙辈的情况。于是必须做试管婴儿才能保证没问题。

如果要避免女女生子产生的后代的这种生育问题,就需要在维持genomic integrity,不搞删除的情况下模拟出精子imprinting特征的技术了。目前没看到。

值得注意的是,kaguya和中科院动物所的人做出来的雌雌生子小鼠,虽然表型看上去基本正常,但研究人员其实是不知道这些小鼠的认知能力是否完全正常的,因为小鼠不会说人话,人类用实验检测小鼠的一些微妙行为异常总是很困难的(这是人类精神疾病的小鼠模型充满争议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就算那些看上去正常的小鼠头脑有轻微的问题,人类研究者是很难发现的。但这样的轻微缺陷放到人身上可能就是不可接受的了。

另外,在小鼠上做的人并没有试图修改所有的限定母源表达的基因,只“抓了主要矛盾”,就取得了“看上去正常”的效果,但这在人身上是否行得通是有疑问的。人类的涉及imprinting的遗传病有上百种,说明人类的imprinting错一点就有严重后果。这意味着如果在人身上做,需要修改的基因比做出一个在人类研究者眼里貌似正常的小鼠所需要修改的基因的数量多得多。

由于小鼠和人类存在imprinting的基因差异较大,小鼠对于测试人类女女生子技术,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动物模型。而使用灵长类,周期长,成本高,动物保护方面的争议也更大。没有合适的动物模型,就不可能走得太快太远。

总结

从相关技术现状看,在人类身上成功实现,还比较遥远

儿童色情法律的副作用?

美国儿童色情立法的批判方面,我认为2001年刊登在The Columbia Law Review 上的文章The Perverse Law of Child Pornography有代表性,值得阅读。这篇的批判主要是sociological/philosophical的,而不是technical的,所以这篇发表后的一些立法发展和变化(如Protect Act of 2003)并没有让这篇文章过时。

总结一下这篇文章:

1. “儿童性虐”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忽然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

七十年代末,儿童性虐作为社会问题突然进入美国大众视野并迅速升温为一场文化危机。八九十年代全美出现了Day-care sex-abuse hysteria,过分焦虑的家长纷纷(错误地)指控幼托机构性虐儿童。对“无处不在的sexual predator”的恐惧迅速升级。

“儿童性虐正在成为社会瘟疫”是否是真的?关于这方面的社科研究有高度争议性。有人认为对儿童性虐(有某种隐喻色彩)的恐慌是美国社会的某种集体焦虑的一个出口。“child abuse”这个词本身出现在六十年代,一开始,基本专指打骂孩子,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就默认指性虐待了。儿童性虐似乎成为了超越其他一切类型犯罪的万恶之首。“犯人儿时受过性虐”开始成为影视剧对变态杀人狂心理的标准解释。

2. “儿童色情”相关立法自诞生起迅速扩张

在“儿童性虐”不断吸引眼球的背景下,法律界“儿童色情即性虐,儿童色情比普通儿童性虐更恶劣”“儿童色情造成了儿童性虐”之类的观点让儿童色情成为众矢之的。儿童色情问题迅速成为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话题,媒体讨论爆炸性增长,相关法律快速扩展(从New York v. Ferber开始),判刑人数大幅增加,判刑力度不断加强。七十年代时,美国本土存在小规模的儿童色情产业,到八十年代已基本消失。但美国社会对儿童色情的痴迷度并未因此下降,越来越多的案件数后,除了不断高涨的公众关注,是不断扩张的儿童色情定义(私处有衣物覆盖,没有直接暴露性器官的也有可能被纳入儿童色情,如United States v. Knox),以及把法律惩罚对象从生产扩大到消费和持有(Osborne v. Ohio)。

惩罚儿童色情的法理基础似乎也在不断扩展,最开始是“儿童色情的生产涉及对儿童的伤害”(New York v. Ferber),后来是“恋童癖可以用儿童色情来诱惑儿童”(Osborne v. Ohio),再后来发展到“儿童色情会勾起恋童癖的欲望”(Child Pornography Prevention Act of 1996,这个法案试图以此为理由不加区别地禁止一切虚拟儿童色情,在2002年的Ashcroft v. Free Speech Coalition中被裁定违宪。CPPA的支持者不死心,在2003年的Protect Act中再次引入修订过的针对虚拟儿童色情的条款)。

3. 不断扩展细化的儿童色情法律可能反而增强了儿童的性吸引力

禁忌和违犯禁忌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在某些领域尤其显著。“越禁止越刺激”“越禁止欲望越大”是人类的性与情欲的一个典型特征。禁忌可能让原本并不能激发情欲的东西变得充满诱惑。以反色情闻名的美国女性主义者Catharine MacKinnon虽然反对色情制品,但是出发点并不是反对“不雅”“淫荡”“低俗”“有伤风化”,她同时也反对基于这些出发点的淫秽品管制法律。MacKinnon认为淫秽品管制法律“preserves the value of, without restricting the ability to get, that which it purports to both devalue and to prohibit”。

和反儿童色情法律不断扩张相伴的,是性感儿童/青少年形象在主流文化(如时尚,电视,广告业)里越来越常见。1995年美国服装品牌Calvin Klein的牛仔裤广告“kiddie porn”虽然引发媒体众怒,甚至引发FBI调查,但最终大获成功(以销量计)。充满成人化早熟儿童形象的儿童选美比赛大行其道。16岁性感少女布兰妮的“…Baby One More Time” MV一炮走红。

4. 不断扩展细化的儿童色情相关司法实践提供了一套细致地探索儿童性属性的全新方式

儿童色情法律改变了人们观看儿童的方式。一些在儿童色情法律发展壮大前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问题的东西(比如婴儿穿着小裤裤蹦蹦跳跳的照片),现在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有疑似色情意味。恋童癖,根据其定义,就是能从一般人看不出色情意味的地方看出色情意味,那么毫不意外地,在对儿童色情的讨论中,人们开始用恋童癖的视角审视各种貌似普通无害的儿童影像。法庭为了鉴定儿童色情的边界使用的Dost test,堪称一步步带我们走进恋童癖的精神世界。

如果儿童色情把儿童定义为sexual的,那么儿童色情法律也是一样的。儿童色情法律开辟了新的谈论儿童的性属性的方式(如各种法庭辩论,媒体报道)。儿童色情法律本身成为了“a new kind of sexual representation of children”。

作者的结论:美国儿童色情法律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


近年来一些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对美国的儿童色情具体司法实践持质疑/批判态度的文章(似乎法律界持批判态度的较多,但在一般人群里此类观点仍然是unpopular的,很容易招来“儿童性虐支持者”的指控)(根据前面的文章,此类对儿童色情法律的讨论,包括她自己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关于儿童性虐/儿童色情的obsession的一部分):

America’s unjust sex laws (The Economist)

Our misguided child porn laws do little to protect children (The Washington Post)

John Grisham: sentences too harsh for viewing child abuse images (The Guardian)

What John Grisham Got Right About Child Pornography (TIME)

Debate rages over severity of child-porn sentences (Associated Press)


翻了下作者的其它文章,发现1990年发表在Yale Law Journal上的Post-Modern Art and the Death of Obscenity Law也挺有意思。这篇的质疑是,Miller test中对有“serious artistic value”的规定在后现代艺术(故意拒绝“seriousness”)时代是否还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