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调可以跑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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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li木卡姆爱好者被这个人“跑调不到半个音就不算跑”的主张震撼到了!

差半个半音(大大小于一个半音对吧)都可以是两个不同的木卡姆了好吗😂 比如maqam bayati和maqam kurd第一个tetrachord就是半个半音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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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实践中,比半个半音还小的interval也能带来区别:比如有的音乐家觉得基于平均律的木卡姆僵硬无味,称其为“钢琴木卡姆”。平均律木卡姆和非平均律木卡姆的对应音的差别显然远比半个半音微妙!

至于钢琴这样的乐器,如果调音差了半个半音这种级别,那可不得了了!波斯dastgah系统调音的钢琴,和普通的十二平均律钢琴,听起来就有天壤之别。下面Salar Aghili的这个视频里,给他伴奏的老婆弹的就是波斯钢琴。本咸鱼《西欧乐器在中东的本土化》一帖中有更多中东人调教乐器的例子。

KTH以前有人研究过职业歌手的音准,说不同rendition里同一个音的偏差平均七个音分,普通人则在差十个音分时听出跑调(话说这里可以测试500Hz时分辨连续两个音差异的分辨率,本咸鱼玩了几遍都在0.75-1 Hz,通过这个工具换算,大概是3个音分)—这可都比一个quarter-tone小多了。当然,对跑调的perception受timbre,音乐context影响,但无论如何半个半音都是蛮厉害的跑调了…

截图里的人好像觉得ideally是440Hz的音唱成430Hz或者450Hz都没关系,这可是上下分别差近40个音分了耶😂“430Hz-450Hz都可以叫A4”的意思是不同tuning下A4这个音对应的音高可以不同,换句话说是调起高点起低点都可以的意思。如果谁表演中在440Hz附近离ideal频率差出10个Hz之巨,那就是车祸无疑了。的确,歌手不是机器,但是正常的波动范围是七个音分,特定context下十几个也有可能,但四十个真的就太可怕了。

至于本文一开始的截图涉及的音频我听了,跑得蛮明显的,如果是我自己录音绝对要重录一条的程度。那个人坚持称没跑,我怀疑如果ta听wuli中东歌会不会啥都听不出来的程度…

话说我一直怀疑常年唱微分音歌的中东歌手音准平均水平应该高于演唱音程基本单元更大的音乐的歌手的平均水平,只是无从验证这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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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 – Digital Tradition: Arrangement and Labor in Istanbul’s Recording Studio Culture

Eliot Bates, Digital Tradition: Arrangement and Labor in Istanbul’s Recording Studio Cultur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惊了,居然有英文的专门研究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民乐录音工业的书😂 鉴于本咸鱼是kalan死忠,听了海量此类音乐… 看看八卦咯~

 

Chapter 4 The Anatolian “Ethnic” Music Industry

1991年土耳其政府取消少数民族语言禁令后才涌现出来的土耳其etnik müzik制作公司集中在伊斯坦布尔Unkapanı的一座多层建筑物(İMÇ,Istanbul Manufacturers Market,建于五十年代)里。人数不算多的一群编曲家,录音工程师,录音室音乐家几乎包办了整个土耳其的商业etnik müzik录音。

伊斯坦布尔最早的录音棚就位于İMÇ,早期主要是制作土耳其语的流行歌。一开始土耳其语流行歌以模仿西方流行歌为主,到六十年代晚期开始出现西方形式和本土音乐的fusion(youtube频道Anatolian Rock Revival Project全都是这个时期的歌!)

Unkapanı的录音工业类似于Ottoman行会。土耳其的音乐版权管理组织,如MESAM,MSG,MÜ-YAP,MÜYORBIR,表面上类似西方版权管理组织,内里却是继承了Ottoman行会的管理模式。

Unkapanı的label/艺人管理公司有一套学徒系统,新人入行从端茶(“mix茶叶”成了土耳其录音工程师中的梗)送水做起,熟悉行业文化。在Unkapanı label/艺人管理公司工作的员工,和录音棚音乐家很多没有正式健康保险,但是如果生病了,单位会报销费用。

录音棚的建立和维护很昂贵,所以通常是几个人合伙投资。不仅如此,label/制作公司合伙也很普遍。有在录音棚招待朋友/客人的风气。

伊拉克七十年代起就存在库尔德语录音工业。在1991年少数民族语言禁令解除之前,土耳其库尔德人主要听走私/盗版伊拉克磁带,以及亚美尼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广播台。70年代起开始有部分arabesk/türkü歌手在专辑里加一两首库尔德语歌,不过一旦被政府发现,可能被禁。

Nizamettin Ariç 1979年因为演唱库尔德情歌被判刑十五年,遂通过叙利亚逃到德国继续演唱出版,在土耳其本土影响力很大。

1991年禁令解除后情况大大不一样。国有电视台TRT 2009年启动了库尔德语频道TRT-6。各种非土耳其语歌曲大受欢迎。Ayşenur Kolivar(来自黑海地区Hemshin家庭的歌手)说:“nowadays, if you only sing songs in Turkish, that is a political statement.”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本书作者回忆,Aynur在Kalan的debut专辑Keçe Kurdan曾经在Diyarbakır被禁,理由是“歌词鼓励女子从丈夫身边逃走”。

虽然语言禁令解除,民族问题仍然敏感:作者和一些为TRT-6工作的音乐家相识,说这些音乐家在电视上只敢用化名,怕的不是土耳其政府,而是土耳其右翼战狼!亚美尼亚裔记者Hrant Dink就是被战狼刺杀的。歌手Rojin曾在TRT-6搞谈话节目,但因为太多音乐家属于敏感人物不好上电视,最后只好取消节目。怕惹麻烦的电台和电视台自带黑名单,不用政府出面,就搞自我审查。

在欧洲活动的库尔德媒体经常也因为欧洲国家政府受到土耳其政府的压力而关闭。土耳其政府时不时会因为民族问题墙掉Youtube之类的平台。

Kardeş Türküler的创始人Vedat Yıldırım说,库尔德音乐工业和土耳其语音乐工业共享同一个录音棚体系,很多库尔德歌的编曲工作都是录音棚的编曲家做的,库尔德乐队现场则试图还原录音,编曲者在整个创作表演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然而编曲者一般比较西化,往往对中东音乐的木卡姆系统了解不深。其他语言的etnik müzik情况也类似。

在所有少数民族语言歌曲里,Kurdish/Zazaki歌最敏感。由Marmara大学学生创立的Grup Yorum(本人注:话说收录了不少巴尔干民歌的Elveda Rumeli配乐作者Kemal Sahir Gürel也是前Grup Yorum成员)唱过很多少数民族语言歌曲,但是被政府收拾主要是因为演唱库尔德语歌曲,哪怕是非政治性的歌曲。

不管哪种语言的歌,骂政府,骂伊斯兰教,骂军队,骂凯末尔。。。都是绝对禁区。

1980年的军事政变被视为土耳其流行音乐一个时代的结束。绝大多数音乐家们很少再唱左翼色彩歌曲。Grup Yorum很大程度上继承了70年代的精神。1992年发行的磁带Cesaret里的Keçê Kurdan(话说Aynur那张因为“有违女德”被禁的专辑就翻唱了这首)是土耳其第一首合法出版的库尔德语歌曲。

Grup Yorum不是唯一诞生于高校的演唱民歌的团体。Kardeş Türküler就诞生于Boğaziçi大学的民歌俱乐部。Kardeş Türküler维持非政治化姿态,比较学术。

伊斯坦布尔大学学生Kazım Koyuncu和Laz政治活动人士一起组建了Zuğaşi Berepe,一开始是模仿外国摇滚,后来变成Laz摇滚乐队(还演唱Mingrelian与Hemşince歌曲)。Kazım Koyuncu不经意成为了首个Laz摇滚明星,在音乐爱好者里有cult地位,被后来很多黑海地区风格乐队模仿。1995年的debut专辑里的Avlaskani Cuneli使用了风笛(tulum),当时Unkapanı还没有风笛乐手!不久就被Grup Yorum翻唱,风笛是同一个人演奏的。后来Kazım开始单人活动,大获成功。Kazım和女歌手Sevval Sam在肥皂剧Gülbeyaz里演唱了Trabzon歌曲Ben seni Sevdigimi Dünyalara Bildirdim(后来被用于Fatak Akin的电影《天堂边缘》插曲)。Kazım 2005年患肺癌去世,土耳其歌迷认为他是切尔诺贝利泄露事件受害者,据说Kazım的葬礼是凯末尔葬礼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葬礼。Kazım去世后很多朋友为了纪念他都暂缓出版专辑以示哀悼。Kazım死后生前团队成员多数成为黑海音乐圈的大佬。

诞生于高校的民歌团体通常依靠私人采集的民歌作为材料来源。

黑海地区少数民族音乐商业录音的发展和Kalan有很大关系。起了关键作用的艺人/团体多和Kalan有关。Kalan创始人Hasan Saltık的叔叔Rahmi的公司Saltuk Plak ve Kasetçilik是Hasret Gültekin专辑的发行者。Kalan继承了叔叔的公司的特色。Kalan一开始主攻左翼音乐,1996年开始发行Ottoman艺术音乐、共和国早期民乐,推出新人。1998年进入电影音乐,对土耳其电影音乐影响很大。Kalan是土耳其人里最受尊敬的label。

Hasan Saltık的一大成就:让商业录音获得左翼知识分子尊重。早期Kalan再版老录音时liner notes做得非常详细,“严肃”。发行的民歌录音记录完备。Hasan Saltık做制作人也很有一套,挑选repertoire,arranger有眼光。还买下Circassian录音archive等资源。Kalan办公室成为各界音乐人互相接触的场所,有时候会有意外的合作。

Kalan在Alevi Semah被UNESCO列入非遗一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UNESCO认定的人间国宝在Kalan发行录音。Kalan经常主动联系国外民族音乐学者,接受外国媒体采访。

土耳其从1975年开始参与Eurovision,一开始选用模仿欧美歌曲的歌(和当时土耳其国内流行的风格很不一样)参赛,成绩平平。后来开始增加“土耳其元素”,1997年取得第三名,2003年夺冠

90年代起土耳其音乐人越来越多去欧洲演出。欧洲巡演不仅增加收入(很多土耳其移民),也可以增加身价。像Aynur那样的库尔德音乐人尤其重视欧洲演出,因为土耳其国内政治敏感,演出各种容易受干扰,欧洲好得多。

土耳其录音棚术语没有标准化,工程师之间的沟通混合英语/德语/土耳其语,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多数民族乐器的录音棚专业音乐家只有几名,几个人包办所有录音里的相关session。人这么少的原因是经验丰富的录音棚音乐家不是谁想做就做的,在录音棚环境下工作需要比单纯演奏多得多的技能。吹kaval的Eyüp Hamiş每次录音都带100多根乐器过去,以适应任何tuning。

和好莱坞录音棚不同,伊斯坦布尔的录音棚给音乐家的压力不大,职业音乐家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断送业界前程。录音棚工作进展在没有外人(比如soloist)干扰的时候最顺利,不熟悉录音棚流程和默契的外人往往会拖慢schedule。乐队的录音室录音很多情况下不是乐队成员录的,而是录音棚音乐家录的,乐队成员只live表演。

患有罕见疾病的音乐家

Lili Boulanger (1893-1918): 法国作曲家,可能患有Crohn’s disease 【话说忽然发现这位长得有点像芝麻糖。是不是我脸盲又犯了?】

Woody Guthrie (1912-1967): 美国民歌手,死于Huntington’s disease

Jimmy Scott (1925-2014): 美国Jazz歌手,患有Kallmann syndrome的男性,因此身材小巧,并终生保持女高音音色

John Tavener (1944-2013): 英国作曲家,患有Marfan syndrome

Jacqueline du Pré (1945-1987): 英国大提琴家,患有Multiple sclerosis

Michel Petrucciani (1962-1999): 法国Jazz钢琴家,患有Osteogenesis imperfecta

米良美一 (born 1971): 日本countertenor, 患有Osteogenesis imperfecta

备忘 – Twice a Stranger: The Mass Expulsions that Forged Modern Greece and Turkey

Bruce Clark, Twice a Stranger: The Mass Expulsions that Forged Modern Greece and Turke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相关纪录片官网:http://www.twiceastranger.net/site/explore

Introduction

希腊的旅游手册里很少提Ottoman遗迹,土耳其的旅游手册里则对希腊人留下的遗迹草草带过。雅典奥运会前希腊人曾经激辩是否要为穆斯林运动员建祈祷场所,其实当时雅典城里就有一座有数百年历史但年久失修的清真寺!(ft对雅典修清真寺引起的争议的报道

Chapter 1

1922年9月,小亚细亚爱琴海边希腊小城Ayvalik的居民在主教带领下载歌载舞欢迎土耳其军队。当地人以为像Ottoman时代一样,只要搞好和土耳其政府关系,就能获得自治权,说希腊语,信东正教,继续做生意发大财,不料这次得到的却是全体成年男子征去劳役,剩下人全体驱逐到希腊的消息!被带走的三千名男子只有二十三人存活,教士被直接在小城外杀害。幸存者里包括希腊知名小说家Ilias Venezis

如今的Ayvalik居民则主要是1923-1924从希腊被驱逐出来的土耳其人的后代,其中不少是克里特讲希腊语的穆斯林。土耳其政府鼓励这些人“忆苦思甜”,收集各种他们在离开希腊前不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希腊受苦受难的故事,用来justify人口交换,但实际上当地人的回忆不光是苦难,也有很多美好。克里特穆斯林难民的第三代第四代后裔还会用希腊语说“克里特,我美丽的岛屿,Levant的明珠”。

克里特穆斯林相当多是Ottoman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克里特之后改宗的,但尽管改宗,语言风俗都和克里特东正教徒没啥大区别。在十九世纪初希腊独立战争前,克里特穆斯林和东正教徒关系还可以,甚至在二十世纪初希腊和土耳其打了十年仗后也没有公开的暴力。驱逐消息传来,岛上尚存的穆斯林也是吃了一惊,千人为了留在克里特,提出能不能改宗东正教,但是被雅典的主教拒绝。

在希腊,从土耳其来的希腊难民被嘲讽为“突厥种”,在土耳其,从希腊来的土耳其难民则被嘲讽为“半个异教徒”。

Ayvalik今日政坛的政客的立场仍和离开希腊前的记忆挂钩。比如来自境遇悲惨的家庭的,反对修复基督徒留下的教堂,来自记忆美好的家庭的,则持支持态度。

Chapter 2

介绍1922-1923Conference of Laussane前的局势。

人口交换计划的提出的重要player:

希腊:Eleftherios Venizelos 土耳其:Kemal 英国:Lord Curzon 挪威:Fridtjof Nansen (此人的经历极有意思)

希腊人的考虑:将东色雷斯希腊人口向西转移可以hellenize西部的地区(之前居民主要由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为了尽快让难民安定,需要在马其顿等地区腾出大量空置土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当地穆斯林赶走。

先例:之前first Balkan war期间,土耳其-保加利亚进行过人口交换;一战前,希腊-土耳其计划过人口交换;一战后,保加利亚-希腊之间已经进行过人口交换。

Eleftherios Venizelos很有公关意识,强调人口交换计划要注意国际形象,“to regain the moral esteem of the world”。

关于是否把君士坦丁堡近40万希腊人纳入交换计划的分歧: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把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人口看作外国占领的标志,把和希腊军队合作的希腊人视为想要复国拜占庭的叛徒。Eleftherios Venizelos想保留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口,一方面想保留希腊影响力,另一方面接收不了更多难民。Nansen则劝其接受土耳其方全面驱逐希腊人的做法。

Chapter 3

黑海港口Samsun情况类似Smyrna,Ottoman末期成为希腊文化商业中心,有不少从希腊过来闯荡的希腊人。

Samsun战况惨烈,希腊居民大批从海路逃亡,希腊政府派船去接人,但是土耳其政府不让。大量从Samsun来的难民船停在君士坦丁堡。

希腊人的Sumsun记忆:第一种是歌颂游击队在一战中敌后作战的英勇的,第二种是强调撤离Samsun的惨烈的。

土耳其方视清空Samsun希腊人口为自卫。“为了击败游击队,必须把平民清空“的逻辑后来在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尔德人以及俄罗斯政府镇压车臣人行动中被屡屡提起。

当时被驱赶走的希腊人面临的艰难选择:孩子带走还是留下(给土耳其人收养);年轻女性带走还是留下(和土耳其人结婚)。山中的长途跋涉(从黑海沿岸步行到土耳其东南边境)非常艰难,死亡者众多。

1921年秋,土耳其方威胁,如果希腊军队敢进犯安卡拉,就把被土耳其军队控制的希腊平民宰了报复。(最后希腊军队进攻安卡拉失败,被作为人质的难民得以幸存)

希腊人对pontic希腊人(pontic希腊语和标准现代希腊语不怎么互通)的描述和土耳其人对黑海地方土耳其人的描述惊人相似。

Samsun的希腊heritage被抹去,正如希腊Drama(注:Selim Sesler的父母的家乡;超喜欢的这首歌也是Drama的)的穆斯林heritage被故意遗忘。

1911年时,Drama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如今被从Samsun等黑海地区来的Pontic希腊人难民后裔取代。Drama的Ottoman时期穆斯林居住区建筑基本荡然无存。

60年代起,Drama的pontic难民后裔去德国打工讨生活,意外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中找到不少从黑海地区来的老乡,方言,音乐都很接近。

从土耳其来的难民,同一个村子的,往往想方设法在希腊重新聚到一起恢复以前的生活。

乱世中的离散成了一些难民女孩摆脱早早结婚生子的命运获得新生活的机会。There are many accounts of young girls arriving in Greece as refugees and somehow escaping the clutches of their extended families, only to be lured back, usually by some trick.

有的黑海难民后代回去寻亲。见到亲戚都得小心翼翼的——在土耳其民族身份是敏感问题,都尽量避免谈政治。

Chapter 4

人口交换存在一些例外,如希腊色雷斯仍生活着约10万穆斯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说保加利亚语的Pomak),与基督徒邻居和平共存。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也被豁免,直到五十年代仍有相当比例的希腊人口,但是在希腊土耳其因为塞浦路斯问题关系恶化时大批离开。虽然伊斯坦布尔希腊人口已经很少,Orthodox Patriarchate被保留下来,目前掌门是土耳其公民Bartholomew I(活动受到土耳其政府高度限制,但是有全球影响力)。

Cappadocia的说土耳其语的基督徒人口则没有留下来。当地不是一战战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关系一直很不错,强制交换到希腊的Cappadocia基督徒及其后代都非常怀念故乡,当地土耳其人接待去寻根的希腊人也超热情。

洛桑会议:英帝国再也无法在中东随心所欲;希腊的拜占庭复国梦碎;现代土耳其登上国际舞台。

土耳其代表(Ismet PashaRıza Nur)内部存在竞争,谁也不愿意向西方势力示弱。土方要求:拒绝任何形式的外国特权;拒绝划出土地给亚美尼亚人。英国的priority:保证黑海和地中海的航权,摩苏尔的控制。法国和意大利想得到之前支持凯末尔的回报。

对于基督徒被逐出小亚细亚,当时的西方媒体一个个痛心疾首,对土耳其进行道德谴责。但是一些基督徒受害者却认为西方人伪善。会议上,Nansen提出的人口交换的idea迅速被各方接受,剩下的就是撕细节。根据Nur的回忆录,这正合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意,他早就想提人口交换但是不敢提,Nansen一提,欢天喜地。几天后Nansen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发奖机构,以及西方国家政府,都不觉得人口交换有道德问题。

会议争议的焦点: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口的去留;Orthodox Patriarchate的去留。Ismet要求驱逐Orthodox Patriarchate,说世俗土耳其没有这种有政治色彩的宗教机构的位置。当时的Patriarch Meletios IV因为在战争中支持希腊更是土耳其人的眼中钉。Curzon坚决反对驱逐Patriarchate,怕留恶名,引起全球教会反对。Curzon要求去除Patriarchate的政治功能,作为纯宗教机构保留,土方同意了。同意Patriarchate作为纯宗教机构保留后,对土方,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口威胁也就不那么大了,土方提出君士坦丁堡基督徒也必须服兵役(小算盘是必须服兵役这点可以促进当地基督徒进一步移民国外),各方同意。作为土方在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口问题上让步的交换,土方要求希腊保留西色雷斯的穆斯林人口。

当时出现由Papa Eftim领导的和Patriarchate竞争的东正教会,土耳其政府想利用其在不驱逐Cappadocia基督徒的情况下收编Cappadocia基督徒。一开始各方都倾向于不驱逐Cappadocia基督徒。确定保留Patriarchate后:希腊政府不想看到未来或许不受Patriarchate控制的Cappadocia基督徒势力坐大;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则不想在Anatolia腹地保留基督徒,更不想给Patriarchate留潜在信徒。希土双方仍然是把信仰和国家忠诚挂钩的思维。

当时土耳其政府还想驱逐残存的亚美尼亚人口,但是不知道和哪个国家提“交换”。那么能多驱逐希腊东正教徒就多驱逐希腊东正教徒。所以最后Cappadocia基督徒没能豁免。

Chapter 5

Trabzon属于东Pontus,在Ottoman后期,是希腊文化商业高度发达的港口城市,当地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关系也比Samsun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关系好,当地的土耳其恶霸还会保护当地希腊人免受Topal Osman团伙的骚扰。当地的教会领导,Metropolitan Chrysanthos Filippidis(人口交换后做过雅典主教),比较会搞关系,各种避免和政府冲突。Trabzon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不太听凯末尔的话,一度对当地希腊人起了保护作用。

Trabzon希腊人处境恶化:当地希腊人政客被以叛国罪(怀疑试图建立pontic希腊国家)处决。残存希腊人被征走做苦役,比如拆除Comnenos王朝留下的要塞,把卸下来的石料用于修路。

土耳其政府不敢乱动有俄国护照的Trabzon希腊人。

Trabzon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共生关系:不少希腊人有改宗的亲戚;不少改宗的希腊人仍然说Pontic希腊语。

Trabzon还有很多crypto基督徒,名义上改宗但仍然偷偷举行基督教仪式。1860年左右Ottoman帝国在外国压力下放宽宗教自由,不少crypto基督徒才公开身份。希腊小说家George Andreadis写过Pontic crypto基督徒的故事。crypto基督徒家庭和穆斯林女孩结婚后会给女孩偷偷做洗礼,禁止其与原生家庭接触,并想方设法不让自家女孩和穆斯林结婚。根据当地长大人回忆,政府里的crypto基督徒会保护公开基督徒,Sumela修道院附近也住着很多crpto基督徒,暗中保护修道院,并偷偷举行圣礼。

不过有人认为,十九世纪中期大量Trabzon人公开信仰基督教是为了逃兵役,以及获得移民俄国的权利(当时沙俄试图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自视为基督徒的保护者。大批赴俄打工/移民俄国也是当地希腊人口快速减少的一大原因)。之前在银矿工作的穆斯林可以免除兵役,漏洞堵上之后,变为基督徒就有了优势,给教会交的额外的税也值了。

George Siamanides的口述超有料!

Chapter 6

洛桑会议结束,土方代表回国,被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民众视为在西色雷斯等问题上过于软弱(民族主义者希望不仅仅是保留穆斯林人口,而是将其并入土耳其)。当时土耳其新政府追求“独立自主”到拒绝外国慈善组织援助的程度。

希腊政府则高度依赖外国慈善组织。整个公共卫生和福利系统都交给外国。主要接受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援助。各国都又想要美名,又不想多出钱出力。

当时的美国传教士在美国公众里大力宣传“Near Eastern christians”受苦受难情况。土耳其历史学家则指控这些美国慈善人士只关心基督徒不关心穆斯林,反土耳其,有geopolitical agenda等。美国的希腊移民后裔则感谢当时美国慈善人士在土耳其开展的救援活动。

希腊难民在各地受的招待不同,有的地方的人很热情,有的地方的人则非常冷漠。有的拥护王室的地方的人认为难民会壮大共和派的势力,对难民态度很不好。

当大批感染了传染病的难民涌来,希腊不堪重负。抵达希腊的难民除了希腊人还有Armenian、Assyrian、Georgian。

全部由女医生组成的援助组织American Women’s Hospitals为救助病员、防疫隔离等工作出力很大。

希腊政府要钱的主要对象:美国红十字会和国联。

Nansen组织国联成员筹款,结果一堆国家连五万英镑都凑不齐。希腊代表正式申请筹款1000万美元,因为各成员国踢皮球也搞不定。

美国政府一方面希望美国红十字会主导援助,一方面不想久留,各种威胁如果欧洲国家不出钱出力就退出。英美互相扯皮。

为了搞到安置难民的钱,希腊政府大量借钱,为了要到钱让渡大量权力给借钱方。

Chapter 7

Salonika是凯末尔出生的地方,典型的cosmopolitan Ottoman都市,曾有大量西班牙犹太人人口,被希腊控制的时间并不长。

Salonika的多数穆斯林根本不想离开,不同意交换。有mufti给洛桑会议代表写信说对希腊政府满意,绝不同意被交换走。一些之前从克里特到Smyrna工作生活的穆斯林给希腊政府写信要求回克里特。全希腊到处都是提出豁免请求的穆斯林。

希腊北部有只会说希腊语的穆斯林Vallahades,主要是改宗者,有的是crypto基督徒。除了少数重新改回基督教的,大部分被交换。

希腊穆斯林离开大体是有序过程,但也很匆忙,比如清点财产就没时间仔细搞。也有被迫变卖家畜,本来应该免旅费的贫民也得交钱等情况。

Salonika的希腊难民看到希腊穆斯林可以带财产走也很怨愤。

有钱人有的离开的还挺从容,还有改宗的亲戚照料留在希腊房产;有的人走了之后房产被希腊政府和当地人瓜分。有的Salonika富裕穆斯林受到英法保护。

关于希腊穆斯林deportation的文学作品很少。在土耳其不太受关注,一个原因是这是凯末尔主持的,不好的回忆什么的可能会挑战凯末尔遗产。希腊人有回忆当年邻居们的离开的,但很罕见。

土耳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从希腊流出的穆斯林的处理是成功的,是共和国早期的成就。一方面确实处理得还行,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压力下很多人不敢说出痛苦回忆,或者不敢如实描述离开希腊前的生活(没那么苦)。

Stari Most

地标性建筑物毁掉又重建的故事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波黑小城Mostar的奥斯曼古桥Stari Most的毁灭与重生了。Most,Mostar?没错,Mostar正是得名于这座桥。

本咸鱼会知道这座桥,是因为一首叫“Čudna jada od Mostara grada”的好听的波斯尼亚歌(歌词是心痛的吃醋女孩和妈妈的对话😂话说波斯尼亚情歌里经常出现主角和妈妈的对话,一般是妈妈问“宝贝儿你怎么啦?”,然后主角在回答里表明情意)。在网上找到的很多这首歌的MV都是以Stari Most为背景的,存在感太强,让人无法不注意到!

60年代的南斯拉夫歌手Zora Dubljevic

21世纪的波斯尼亚乐队Mostar Sevdah Reunion

波斯尼亚音乐爱好者团体Živinice Saz协会(Saz如今被视为土耳其的国乐乐器,其实在奥斯曼时期,在巴尔干同样盛行。20世纪早期的波斯尼亚歌录音里不少仍然是使用Saz伴奏的,但后来渐渐变成以手风琴等西式乐器为主)

当代波斯尼亚音乐人Selma Adzem & Miso Petrovic 在于这座桥举行的年度跳水比赛上献唱

说到Stari Most跳水,据说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而正式举行比赛,始于1968年。网上可以找到关于第一届Stari Most跳水比赛的南斯拉夫老纪录片。搜索“skokovi stari most”能找到历年比赛的影像。

可以想见这座桥在当地人心中的分量有多重!Stari Most不仅是Mostar的名片,也是整个波斯尼亚的Icon。后来才惊讶地了解到,这座桥曾经于90年代初的波斯尼亚战争中被克罗地亚族军队(HVO)炸毁,2004年才重修好。于是,Zora Dubljevi的MV里的桥是炸毁之前的,而后面的几个MV里的,都是重修之后的!

网上可以找到1993年11月9日Stari Most被炸毁当日留下的影像。在一年多的炮火下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但仍然坚挺在Neretva河上的Stari Most终于崩塌沉水的镜头绝对是本咸鱼鱼生至此看过的最brutal最悲剧的画面之一!尤其是在通过欣赏歌曲和跳水比赛感受过这座桥和平时期的平静美丽后。

当时国际媒体的报道:

LA Times:Bosnia’s Hopes Fall With Historic Bridge in Mostar
NY Times:Mostar’s Old Bridge Battered to Death
Independent:Croats destroy Mostar’s historic bridge

这篇文章里则可以找到一些对当时的南斯拉夫人得知Stari Most的毁灭消息时的反应的记录。很多人,无论民族,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都难过得哭了,据说很多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都能回忆起桥毁消息传来的一刻自己在做什么。其中一位克族战俘回忆,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很悲痛,因为他也很爱这座桥,但是当时他却被愤怒的关押者暴打一顿,仅仅因为他和炸毁桥的凶手同属克族人。

下令炸毁这座桥的罪行出现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克罗地亚族战犯Slobodan Praljak(话说两年前这位战犯在法庭上当庭吞毒药自杀,在PRC网络上被不少人奉为反西方反穆英雄)的指控里。学者认为这种故意炸毁地标建筑物的行为,是一种“抹除文化记忆”的战争罪。Mostar人没了Most,就像巴黎人没了巴黎圣母院,西安雁塔区人没了大雁塔,这种心理冲击,我没经历过,但是完全可以想象。

不过,一方面人类的残忍愚蠢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当地人试图恢复往日正常生活的决心也让人刮目相看。被战争打断的一年一度的跳水比赛,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波斯尼亚战争正式结束要等到1995年底在俄亥俄州达成代顿协定),Stari Most被炸毁后不足一年的1994年7月,就恢复举办!从桥毁到重建好的十年间,当地人就在残存的桥头上架起一张大板子,这么跳了十年。

2004年7月23日,Stari Most正式重建完成当日的庆祝晚会。有意思的是,当日代表世界银行发言的,是出自PRC的高层章晟曼。

Stari Most的重建利用了沉入河底的桥体,以及来自修桥时用的同一采石厂的石料,多国出钱出力,总花费1550万美元,是战后“重建多民族多文化波黑”的旗舰项目之一,被赋予很多象征意义(NY Times对Stari Most重建的报道,十分微妙)。2005年Stari Most及其周围历史城区成为UNESCO世界文化遗产。我认为光是这座桥的毁灭与重生的故事就足以值得全世界铭记。

法国音乐的重大损失

去年拟了个“巴黎管风琴朝圣计划”,结果还没等到我去管风琴之城巴黎,法国管风琴乐派圣地Notre-Dame的管风琴就给烧掉了!(最新消息:用来伴奏合唱队的小管风琴烧没了。不幸中的万幸,大管风琴在钟楼侧,距离着火处较远,铅锡合金做的管子还在,没化掉。常年负责修复的工匠说木质机关部分情况堪忧。大管风琴保存下来的部分可能会被拆掉以防进一步破坏,等建筑安全了再修理组装)在修复前,只能靠录像凭吊了TvT

法国电视台拍的关于Notre-Dame管风琴的纪录片,由titular organists之一Olivier Latry介绍。为大管风琴的历史和传承无比自豪的Latry将其形容为“the soul of the cathedral”。火灾后法国媒体采访到Latry,Latry说他彻夜难眠,听说管子没融化的消息后才松了一口气!

2013年Latry专门录过一张专辑“Trois siècles d’orgue à Notre-Dame de Paris”(Three Centuries of Organ Music in Notre Dame de Paris)庆祝Notre-Dame 850周年。。。录这张前那里的管风琴大修了10个月! 全专辑Spotify在线

俺以前听的梅西安全集里的管风琴部分是Olivier Latry录的,用的就是Notre Dame的大管风琴。其中第一首就是这首。

几年前巴黎恐怖袭击后的Mass,Latry在Notre-Dame即兴马赛曲。

还找到个Latry在Notre-Dame管风琴上演奏BWV 582的视频。

Latry的前辈、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管风琴家之一的前titular organist Pierre Cochereau 80年代初在同一个琴上演奏BWV 582。(本帖第一个视频里有他50年代演奏这首的片段,无缝剪辑到Latry。不同时空的音乐家在同一个琴上演奏同一个曲子对我来说是管风琴的魔法时刻!)Cochereau的很多录音都是在Notre-Dame的琴上录的:Pierre Cochereau – l’organiste de Notre-Dame 

另一位现任titular organist Philippe Lefebvre在Mass上即兴演奏。他也在Notre Dame的大管风琴上录过不少录音:Bach: Organ Works at Notre-Dame in Paris

法国媒体第一时间的采访:七十岁、已经做了三十多年titular organist的Philippe Lefebvre说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还有没有机会再在这架琴上演奏。

当然除了管风琴,Notre-Dame在西方音乐史上地位显赫:八百年前的Notre-Dame school被视为西方polyphony早期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Leonin,Perotin的organum至今传诵。影响有多大?本咸鱼以前都同人(cosplay其和声风格和rythmic mode)过